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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望有一天,「育幼院」不再是一句罵人的話

  • 2021/03/09   作者-子瑜
還記得2019年熱播的台灣職人劇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嗎?劇中描述在一起無差別殺人事件發生後,嫌犯李曉明的家人及他們生活周遭人物所發生的一連串故事。劇如人生,「與惡」這部劇其實很忠實地反映了台灣社會人際相處的縮影,其中,讓我最有感觸的是,我們身處在社會中的每個人或多或少都被「貼標籤」這件事。

「標籤」,是一種告訴別人你是誰的方式。每個人的標籤可能是某某人的兒子、某某公司的經理這種單純用來辨認身分的標籤,但也有許多「標籤」帶有社會偏見,讓人對被標籤者產生某種刻板印象─以《與惡》劇中人物為例,殺人犯李曉明被貼上壞人的標籤、李曉明的父母和妹妹被貼上兇手家人的標籤、為犯人辯護的法扶律師王赦被貼上沒天良的律師的標籤、患有思覺失調的應思聰被貼上神經病很危險的標籤…。

▲ 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中李大芝氣憤媒體新聞隨意對自己家人貼標籤


然而「殺人犯」=「壞人」;「兇手家人」=「很可怕不要靠近」;「法扶律師」=「沒天良」;「精神病人」=「危險人物」,真的是這樣子嗎?

離開劇中的角色來到真實社會,社會中的弱勢族群可以說是最容易被貼標籤的一群─如街友、身心障礙者等。而等家寶寶團隊服務的育幼院孩子,也屬於社會弱勢的一環,那麼,育幼院的孩子又會被貼上什麼樣的標籤呢?

社會中的弱勢族群往往是最容易被貼標籤的一群

案例一:因為父母有精神疾病而安置在育幼院的大華,在一次到同學家作客的用餐時間,和同學提到自己住在育幼院。同學立刻說:「所以你的父母都過世了嗎? 多吃一點,在育幼院應該都吃不飽吧…。」

案例二:娟娟在因為被父親施毒,而被送往安置機構庇護,手上猶有施毒留下的明顯針孔。娟娟來到安置機構後,便被轉學至機構附近的學校,學校老師告訴機構的社工:「以後請不要讓她的針孔痕跡露出來,這樣會讓其他同學學壞…。」

案例三:子欽的班上發生了同學手機不見的事件,老師尋找多日一直找不到兇手。開家長會的時候有一位家長向老師說:「班上的子欽不是從育幼院來的嗎? 手機應該是他偷的吧!」這一番話也引起許多家長同聲附和…。


與「育幼院」劃上等號的,是沒有父母、生活好可憐、壞孩子…育幼院孩子一生被貼上的標籤,族繁不及備載,而這些負面標籤往往都不是育幼院孩子的真實面貌。以「壞孩子」這個標籤為例,《與惡》劇中的法扶律師王赦也在育幼院長大,在一次與妻子的爭吵中向妻子說:「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的家庭,也不是每個人都在關愛下成長。」育幼院孩子大多因為家庭因素導致心理受傷,因而特別希望追求別人對他們的認同,進而導致加入幫派誤入歧途,被貼上負面標籤。但,這並不表示他們就是壞孩子。

▲ 育幼院孩子和一般孩子沒有不一樣,但更渴望得愛和認同


等家寶寶團隊多次與育幼院孩子接觸、相處,在我們的眼中,育幼院的孩子雖然來自高風險家庭,但與一般的孩子沒有什麼不同,只是相對早熟和敏感。因為,他們必須花很多力氣擺脫一般社會大眾加諸於他們身上的負面標籤,來證明他們也是「一般人」。

過於簡單的標籤分類,忽略了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個體的多元性,讓人被標籤歸類在某一個群體後,就被膚淺的去理解,如同《與惡》劇中的主角們,也如育幼院的孩子們。這樣的標籤化,也讓我們失去了更深入去理解一個人的機會,成為社會歧視的來源,也可能對被貼標籤的人造成一輩子的心理傷害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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